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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继伟:美加息对中国影响有限 亚投行向日美开放

2015年06月29日 13:43
来源: 爱宝盆 作者: 爱宝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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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于本月23-24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展开,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也就中美最为关注的两大问题发表评论:中国7%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并不意味着增速一定要达到7%,且美联储加息对中国影响有限,并不会导致大规模资本外流;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向日美敞开大门。目前在G7国家中,仅日美两国尚未加入亚投行。

  美联储加息不会导致中国大规模资本外流

  眼下,随着美联储加息日程临近以及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又开始了“条件反射”般的恐慌。

  纽交所资深交易员史蒂夫(Stephen Guilfoyle)6月23日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表示,从市场情况看,各方预计美联储将在9月加息。

  美联储理事Powell昨日表示,加息的条件可能“最早在9月份”得到满足,届时加息的概率为50%左右。他还称,相比于首次加息的时间,未来加息的路径更重要,预计收紧政策的步伐大致与点阵图(dot plot)一致。最新公布的“点阵图”中位数显示,美联储年内或加息两次至0.625%的水平。

  (数据来自美联储:点阵图的中位数显示,2015年内联邦基金利率将升至0.625%的水平)

  楼继伟在SED新闻发布会上谈及此事时表示,由于中国经济总量比较大,经济结构也比较完整;另外中国也没有完全开放资本管制,对短期资本流动保持警惕,因此即使美联储加息,可能会造成中国小规模资本外流,但是“影响不会很大。”他也表示,迄今,中国资本外流的现象并不突出。

  中国的国际收支情况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这也集中体现在藏汇于民、居民资产配置多元化,这一变化也反映在了国际收支逆差之上,因此在引起了各界对中国资本外流的关注。

  官方数据显示,中国一季度国际收支出现约800亿美元逆差,创历史新高且大幅超出去年四季度约300亿美元的水平。外管局数据具体显示,今年一季度经常项目以外(即含净误差与遗漏的资本和金融账户,不含储备资产)逆差1594亿美元。尽管同期经常账户顺差789亿美元,创五年新高,但仍然难以覆盖资本项逆差缺口。

  不过,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管涛4月时就曾表示:“今年一季度外汇呈现外流趋势,但是当前的资本流出是意料之中的有序调整,并非违法、违规的资本外逃。”他认为,这种调整是可预期、可解释,也是可以承受的。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美元升值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正在逐步显现,但迄今冲击总体有限。预计未来我国跨境资本流动仍将呈现振荡走势。

  其实,这已不是中国官方首次释放类似信号。3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记者会上表示,“美联储释放的加息信号明确,动作较为小心谨慎,仍然比较耐心,因此并不会对中国构成很大威胁。”他在谈及“资本外流”和“资本外逃”的区别时称:“世界上有一些其他的国家资本外逃是由于对本国的环境丧失了信心,认为财富没有保障,所以资本外逃。中国也有这种现象,但是与正常的投资贸易相比,这个数量也不是很大,所以我认为区分这个概念还是很重要的。”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在也同一场合上表示,“可以看去年,企业和个人在境内的金融机构的美元存款增加了1000多亿美元,今年1月份境内的美元存款又增加了400多亿。这说明我们的企业、个人、金融机构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他们都在优化他们的资产负债表,根据预期来调整资产的货币结构和负债的货币结构。”

  另外,根据英媒BBC报道称,楼继伟称,中国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30%,美国贡献了10%,美国作为第一大经济体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而美国的储蓄率偏低仍是阻碍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问题。

  亚投行向美日敞开大门

  此外,亚投行这一由中国牵头的国际多边机构也是全球瞩目的焦点。

  楼继伟同日在谈及亚投行问题时表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大门一直对日本和美国敞开。“截止到目前,这两个国家尚未表露加入亚投行的愿望或意图。”而中国和美国此次尚未讨论亚投行事宜。

  从今年3月以来,尚未加入亚投行的日本和美国尽管表示愿意与亚投行合作,但也在多个场合表达其了对亚投行借贷标准是否符合国际准则的担忧。

  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不断崛起,但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多边机构的份额却始终不见提升。由于美国国会的多次阻碍,IMF改革始终停滞不前,亚投行的崛起也是对全球治理结构的最新表态。

  根据近日曝光的《章程》复印件显示,各方要求由一个无报酬的、非常驻董事会来监管该行,这一点与世界银行(世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亚开行)不同。此外,该行的项目将向所有人开放投标,而亚开行的合同仅向成员国开放。中国在亚投行的持股比例为30%左右,印度的持股料为8%左右,分列第一、第二大股东。

  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执行长Marc Uzan接受《第一财经日报》独家采访时表示:“这一可能的结果对中国而言是好的开头。亚投行在治理、投票方面的进展速度已经大超预期(ahead of curve),而不设常驻董事会则是重大创新,该行的高效或将对其他多边机构产生‘传染效应’(contag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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